肖像权归属与行使：权利边界的技术挑战与法律应对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应用的广泛普及，肖像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益，在法律实务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肖像权指的是自然人对其形象的独占权利，包括制作、使用或公开其肖像的权利。在互联网时代，肖像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技术手段的更新迭代不断冲击着传统的肖像权边界。这种背景下，不仅涉及到了自然人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还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到了社会公共利益、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平衡关系。

结合法律理论和实践案例，深入分析在当下技术创新尤其是互联网环境下，有关“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并进一步探讨应对之策。我们需明确肖像权，继而分析哪些主体可以主张该项权利，结合具体情境展开讨论。

肖像权？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其形象所享有的专属性人格权，其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8条。根据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的肖像，亦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肖像权归属与行使：权利边界的技术挑战与法律应对 图1

在司法实践中，肖像权的范围不仅限于传统的照片、画像等二维形式，还包括数字化形象、视频片段中的特定形象以及其他经过技术处理后的衍生作品。这种宽泛的权利客体界定，使得肖像权的实际行使和保护变得复杂化。

并非所有自然人都能无条件地主张自己的肖像权。未成年人的肖像权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并不具备肖像权这一权利类型。某些特定职业的从业者（如公众人物）在行使肖像权时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

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

从广义上讲，“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这一命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权利享有的主体范围来看，哪些主体不具有肖像权；二是从权利行使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情况下，有多少人的肖像权无法得到充分保护或被限制行使。

法人与其他组织不具有肖像权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自然人才是肖像权的权利主体。法人或其他组织虽然可以借助法律规定享有名称权、名誉权等其他合法权益，但并不能主张肖像权。在社会实践中，许多企业和机构在商业活动中使用 logo 或者其他标识时，并不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这也就意味着，在法律框架下，大量法人组织并不具备肖像权这一人格权益。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商事主体均不享有法定的肖像权。这种法律规定排除了“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的一部分潜在群体。

未成年人肖像权行使受限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保护群体，在行使肖像权时需要监护人的参与和同意。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这种制度安排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也客观上限制了他们在特定时间段内对肖像权的自主控制。

一些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或其他社会福利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能会收集和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或图像资料。这些行为若未获得监护人的授权，则可能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即使在法律明确支持未成年人享有肖像权的前提下，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大量权利行使受限的情况。

公众人物肖像权的特殊性

公众人物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享有肖像权的其个人形象往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种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在主张肖像权时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因素。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活动可能涉及公众人物的形象使用。法律会对肖像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边界。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依法进行的新闻报道或者，则即使未经权利人同意使用其肖像，也不一定构成侵权。

这种特殊性使得大量公众人物无法完全独享对其肖像的控制权，从而间接导致“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的情形出现。

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肖像权的保护与行使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提出了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以下从两个维度展开讨论：

数字时代下的身份识别与画像生成

在“AI换脸”、“深度伪造”（deepfake）等技术逐渐普及的今天，个人形象的数据化和算法处理已经成为现实。这些技术可以轻松地将一个人的形象嵌入到特定场景或视频中，甚至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数字化形象。

肖像权归属与行使：权利边界的技术挑战与法律应对 图2

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肖像权概念是否还能适用？如果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形象被用于商业用途，而其外貌与某个真实人物高度相似，那么权利人能否主张自己的肖像权？这些问题尚待法律进一步明确。

数据采集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在数字化浪潮中，个人图像信息作为重要数据源，在商业营销、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客户行为分析，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记录人员流动情况等。

这些行为在促进社会效率的也对肖像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由于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在实践中很难准确界定合法使用与权利侵犯的界限。

应对之策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需要从多维度入手，构建合理的法律规制和技术应对机制。

完善法律规定，明确权利边界

在现行《民法典》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细化肖像权的权利内容和行使方式。

明确数据化形象的法律地位，将数字化肖像纳入保护范围；

制定专门针对新技术应用的具体规则，平衡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强化技术伦理，规范行业发展

技术创新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政府和企业应当合作制定行业标准和技术伦理指南：

对利用个人形象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的企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

建立有效的投诉和举报机制，及时处理肖像权侵害事件。

加强公众教育，提升保护意识

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隐私保护意识：

开展针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专题普法活动；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肖像权保护的讨论，形成尊重个人形象的社会氛围。

在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多少人以上没有肖像权”这一命题的提出和探讨，折射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法律制度、技术支持和社会实践三者的有机结合与共同进步。

随着技术革新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人形象权益的保护将得到更加全面而有效的实现。但与此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在追求创新发展的坚决守住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的基本底线。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