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鼎经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妥当吗：法理与实践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Criminal Law of Prescribed Offenses）是现代刑法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要求国家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时，必须以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不得超出法律的明确规定。在近年来的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以下简称“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逐渐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公民应当主动采取某种行为方式或态度来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否则将被视为违反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公民必须采取特定措施以避免自身行为触犯法律；如果公民未能采取这些措施，则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这种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一原则是否与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其妥当性如何？从法理学、刑法学的角度出发，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妥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在分析“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合理性之前，我们要明确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根据学者的研究，“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个人必须采取某种主动行为或态度，以确保其行为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如果一个人未能采取这种行为或态度，则可能被视为违反法律规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妥当吗：法理与实践的思考 图1

举例而言，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可能会规定公民在特定情境下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携带安全设备、安装特定软件等。个人如果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则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法律要求的义务而构成违法。

需要注意的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传统的“过失责任”，也不意味着公民需要无限地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其核心在于法律规定必须以明确的方式告知公民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或态度，且这种行为或态度必须是现实可行的。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禁止事后法”的理念，即不能以今日之法追究昨日之行。而“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则要求公民基于未来可能的法律规定采取行动，这赋予了法律对未来的溯及力。

具体而言，这种矛盾表现在以下方面：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注重的是行为当时的行为要件，而“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则注重行为后的结果要件。在责任归属上，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行为与后果之间的直接联系，“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则是基于预防未来违法行为的目的，赋予公民预测法律变化的责任。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妥当吗：法理与实践的思考 图2

这种冲突引发了学者们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个人需要预见未来的法律规定才能避免被追究责任，这是否合理？法律是否有权要求公民对未来的变化做好准备？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除了法理学上的争议，“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在举证难度上，采取“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机关往往需要证明公民未采取某种特定行为即是违法。这种证明标准可能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容易引发公民与执法部门之间的矛盾。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加重了公民的责任负担。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时刻关注法律法规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这对普通公民来说是一种过重的责任转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责任甚至可能超出常人的预见能力范围，导致公民无法实现法律规定的要求。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还可能导致执法不公的问题。由于个体之间理解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同，不同人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执行程度必然存在差异。如果司法机关机械地适用这一原则，可能会对某些群体造成不公平对待。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缺陷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法律平等”的理念。法律应当以普遍适用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而非针对特定的主体或群体。如果公民需要根据自身判断采取某种行为方式来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这承认了个别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优劣之分，与法治精神相悖。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忽视了“法律的明确性”的要求。传统罪刑法定原则强调的是“成文法”的明确性和确定性，任何模糊或笼统的规定都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错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则进一步将这种不确定性放大了。如果法律规定公民需要采取某种态度或行动方式，而这些规定本身不够具体明确，则很容易引发争议，影响司法公正。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权力谦抑”的理念相冲突。国家应当尊重个人的行为自由，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限制个人权利。“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将部分权力转移给了公民个人，让个人承担起维护法律秩序的责任，这不仅加重了个体负担，而且也削弱了国家的权威。

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妥当性的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原则的实际效果与其初衷往往南辕北辙，甚至可能带来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对这一原则进行重新审视。

在理论上，“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混淆了“法律的制定权”与“个人的责任意识”。法律应当由立法机关以明确的方式规定，公民只需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可；如果存在需要调整的内容，也应当通过正式的修法程序完成，而不应将这种责任转嫁给公民。

在实践层面，司法机关应当避免采取过于机械的执法方式。在处理涉及法律溯及力的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个体的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责任分配。对于确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领域，可以通过完善的政策设计和配套制度来实现法律目的，而非单纯依靠个人努力。

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我们应当更加注重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为公民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减少个体在理解法律方面的负担。也应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而非依赖于个别人对法律变化的预判能力。

“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以追求形式正义为代价、忽视实质公平的不当理念。这种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明显缺陷，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我们应当坚决摒弃这种错误思想，坚持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理念，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执法方式，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如下原则：法律应当以人民为中心，既要保障国家的治理效能，也要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要立足现实，注重可操作性，避免过度依赖个别的主观判断；在对待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事后的审查原则，既不能以今日之法惩罚昨日之行，也不能要求公民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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