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法律认定与司法实践探析

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紧急避险是一项重要的出罪事由，其核心在于当合法权益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时，行为人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而采取的损害较小权益的行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体可能会被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以实现紧急避险的目的，这种情形在诈骗犯罪中尤为常见且复杂。重点探讨“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法律认定问题，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试图理清这一概念的边界与适用条件。

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法律认定与司法实践探析 图1

“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概念解析

1. 紧急避险的概念与特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核心要件包括：(1)存在现实且紧迫的危险；(2)行为人不得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减轻危害结果；(3)所损害的利益小于被保护的利益。

2. “被迫从事诈骗”的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被迫从事诈骗”通常指行为人并非基于自身意愿，而是受到他人威胁、胁迫或强制，不得已参与诈骗活动。这种被迫性可能是精神上的控制（如心理操控）或物理上的强制手段，导致行为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3. “紧急避险”与“被迫从事诈骗”的关联

紧急避险要求行为人必须面临现实危险，并且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以减轻危害后果。而“被迫从事诈骗”则意味着行为人的参与并非基于其本意，而是受到外在压力或强制。当这两种情形结合在一起时，“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特殊问题：是否存在因紧迫危险的存在，迫使个体不得不通过违法犯罪手段（如诈骗）来维护某种既定利益？

“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法律适用条件

1. 不可抗力或难以抗拒的外部压力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只有在行为人面临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的现实危险，并且这种危险迫使其不得不采取违法行为时，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在一起案例中，甲因债务纠纷被他人挟持，对方威胁要对其家庭成员实施暴力，甲被迫参与诈骗活动以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在此情况下，甲的行为能否被视为紧急避险？

2. 利益衡量原则

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通过损害较小权益的保护更大的利益。在“被迫从事诈骗”的情形下，需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 被迫行为人所处的危险是否真实且紧迫；

(2) 该危险是否会因行为人的不作为而加剧；

(3)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止损或降低损失的效果；

(4) 偷取的利益与保护利益之间是否存在比例关系。

3. 主观明知与客观因素的结合

行为人必须基于对自身处境的理性认知，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采取相应行动将导致更大的危害后果。这种认知必须建立在外部环境确实存在不可抗力或难以抗拒的压力基础上。

司法实践中“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认定难点

1. 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惧的界定差异

司法机关在审查此类案件时，容易陷入“客观危险”与“主观恐惧”的界定难题。换句话说，行为人声称自己处于紧急状态下，但是否真的存在足以构成紧急避险要件的客观危险，则需要通过证据逐一核实。

2. 利益衡量的具体标准缺失

尽管法律原则要求对损害的利益进行比较和平衡，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来指导法官如何具体操作。不同案件中，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程度千差万别，难以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尺度。

3. 证据收集与事实认定难度较大

由于“被迫从事诈骗”往往涉及隐藏性较强的行为模式，加之行为人可能出于各种目的（如减轻自身责任）夸大或编造受到威胁的事实，导致司法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有效分辨真伪、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成为实务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的典型案例分析

1. 案例一：债务纠纷引发的被迫诈骗

甲因经营不善欠下巨额债务，债主乙多次威胁要对其家人实施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甲主动联系丙（不知情者），虚构事实骗取资金用于偿还债务。这种情形中，甲的行为是否属于“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需要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 甲是否真的受到乙的威胁？

- 这种威胁是否足以迫使甲采取违法行为？

- 行为结果（诈骗金额）与保护利益（家庭成员安全）之间是否存在合理比例关系？

2. 案例二：职场胁迫参与电信网络诈骗

某公司内部员工因工作失误被领导张某要求通过非法手段弥补损失。面对高压和威胁，其他员工被迫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这类案件中，行为人的“被迫性”如何认定？

- 是否存在直接的物理强制？还是仅限于心理压力？

- 行为人在参与诈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还是主要？

- 如何区分主犯与从犯？

法律建议与实务应对

1. 加强证据审查，确保案件事实认定准确

对于声称“被迫从事诈骗”的行为人，司法机关应当严格审查是否存在真实的威胁或强制因素。可以通过询问相关证人、调取监控录像等核实案件细节。

2. 细化利益衡量标准，统一裁判尺度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出台更为详细的指导性意见，明确在紧急避险认定中如何具体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全国范围内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3. 注重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考察

除客观事实外，还应当深入考察行为人在案发时的真实心理状态。可以通过专业心理师或司法鉴定机构的心理评估报告来辅助判断其是否处于极度压力之下。

4. 对“被迫从事诈骗”行为人的特殊处遇

对于确实因紧急避险而参与诈骗的个案，建议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其主观恶性较低、犯罪情节较轻等特点，在法定幅度内予以从宽处理。这既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又能体现出司法的人文关怀。

“被迫从事诈骗紧急避险”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务双重挑战的问题。它不仅要求我们在适用紧急避险条款时严格把握法律要件，更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兼顾情理与法理的平衡关系。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统一司法标准和加强证据审查，可以在保障被害人权益的也为特殊情况下行为人提供合理出路。

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当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紧急避险制度，既要防止“假遇险”滥竽充数，也要避免“真遇险”被定罪量刑的遗憾。只有在法治与人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